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政治上雖未統一，但學術思想上卻呈現多元繽紛發展，是中華文化思想史上成果豐碩的黃金年代。
日本的戰國時代，天下由數目號稱三百的諸侯各藩藩主分治，雖時有攻伐，但人才輩出，是日本歷史上最有活力的時代。
中國的清朝末年與日本德川幕府晚期，中日兩國同時受到西洋列強勢力的窺視與覬覦。清末的多場對外敗戰屈辱與割地開港賠款條約，我們都很熟悉。日本德川幕府晚年，美國「黑船」也帶給他們鉅大的「船堅礮利」威脅。
後來中日兩國對這項類似的外敵挑戰，卻有了炯不相同的回應。清皇朝當時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約束了整個國家內少數眼光開闊、知識通達人士的回應選項。整個國家的方向決策與命運軌跡大體由北京紫禁城內一小撮資訊相對閉塞的權力核心人士掌控。
相 對於當時的日本，江戶城內掌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開國、鎖國之際張惶失色，進退失據。但是長州、薩摩等藩，一方面與江戶地理距離上遙遠，一方面也風氣早開， 與琉球、中國、南洋早有違背江戶當時鎖國政策的非公開貿易，累積不少財富。另一方面也積極展開不少「洋務運動」。像薩摩第十一代藩主島津齊彬這種英主，就 開風氣之先，引進鋼鐵廠、自製槍礮器械，走在時代前端。直到今日，總部在京都的島津製作所都還是日本科技企業的優秀代表之一。曾出過一位非大學教授出身， 純是產業界科學家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國家組織上相對中央集權的清皇朝，與相對地方分權的德州幕府，在家遭遇強勢外敵激烈挑戰之際，因不同的組織治理模式天生的特性，而有了差異的回應與命運。雖然雙方組織內部各自均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以及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才智之士，但國家的命運仍有天壤之別。
換 言之，中央—地方相對鬆散聯結（loosely coupled）的德川幕府，容許組織邊陲出現與中央主流勢力不同見解、不同作法的「創意匪類」（Creative Deviants）活動，增加了組織內部基因的歧異性，也因而提昇了組織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的可選擇選項廣度，增加了組織適應求生的機會。大一統緊密聯結的 清皇朝，對組織邊陲偶有出現的異質力量，常例是採取打壓消滅的態度，趨同的基因表面上強化團結，但在環境產生大變異的挑戰時，組織適應求生存的機會是大受 損傷的。
依照大前先生的銳利眼光，當前的中國與日本也正上演類似的劇碼，不過這次勝負易位，盛衰局面反轉。
中 國大陸現在有180個人口超過100萬以上的主要城市，每個城市的市長就是CEO。近年中國大陸經濟會有如此爆發性的發展，是因為前總理朱鎔基顛覆北京原 有的中央集權體制，在力圖保存共產黨意識型態和掌控人事權的同時，將經濟發展完全交由這180個CEO市長與地方自治掌舵，這就是當前中國強大的主要因 素，也是目前日本的治理結構贏不了中國的原因。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鄧小平的開創性功勞，他才是真正的師傅，朱鎔基只是他的傑出徒弟。是鄧在一九九二年當時全中國一片「鳥籠經濟」中，藉由南巡講話，鼓勵了當時的南方「薩摩藩」—深圳，開啟了改革開放的第一槍。
如 果日本的政治改革可以如大前先生建議的，折破東京霞關政客與官僚集團的中央集權治理，在日本全國組織起來總數約300個各自擁有30萬人口的基礎自治體， 將財源和治理權限下放，解放全日本各地方在地的創造力與「生活熱情」。讓各基礎自治體的人民追求Life＆Sense（大前先生不久前在總統府內演講的用 詞），解放日本人民二十年來因憂懼未來帶來的「壓抑慾望」症候群，重新讓「人民懂得享受生活」，吸取生活的甜度，成為充滿活力，持續保持赤子之心與好奇 心，不斷邂逅新的人事物的公民。經由這樣的處方，日本的國力與活力可以再造。
經由國家治理模式的改造，引發「人民看不見的手」來領導國家總體經濟繁榮，這是大前先生對日本的處方，証諸前述中、日兩國百餘年來個別的興衰起伏歷史，他的處方不是沒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