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工廠MIT-學習如何思考,在麻省理工》導讀

 

用手思考與人文教養 李仁芳(政治大學創新管理教授)

 

一萬多個世界上最聰明、最用功的人聚集在MIT方圓幾百英畝的校園之內,由更加聰明的一千多位教授不斷鞭策。在體育館考流體力學與熱力學時,三百個聰明絕頂的人圍在你左右,靜靜地思考,快速地思考,完全沒有空隙胡思亂想。你理智地進行推論,看著自己畫下的圖,寫出方程式,聆聽內心的聲音,等候解題的想法浮現出來……是在這樣一個隨時處於高壓的「工程系統」中接受鍛鍊,難怪MIT的學子們走在著名的整整三百一十九步的「無盡長廊」,走起路來都跟跑的差不多快。而且,「回到航空電子實驗室的路上,在無盡長廊碰到三個我認識的人,三個都沒跟我打招呼;他們眼睛只看到前面。」(第十九章)

 

超級菁英鍛造出來的成果不得不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沿著一二八號公路,上下左右瀏覽這條八線道高速公路,公路兩旁盡是延綿不絕的兩層樓建築,你會經過漢威聯合公司(Honeywell)的光電部門、雷神公司(Raytheon)的貝德福飛彈系統分部、迪吉多電腦以及EG&G公司,這些公司要不是由MIT畢業生創辦,不然就是聘用了一堆MIT的畢業生。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最有勢力的高科技人才都在MIT方圓二十英里之內上班。用腦也用手穿過康可特市中心,會經過奧森(Kenneth Olsen)的家。

 

一九五○年代畢業於MIT的奧森,曾經追隨系統動態學的領航者佛睿思特(Jay Forrester)教授,後來創辦了迪吉多這家著名的電腦公司。不像我們對秀異分子的教訓是「君子不器」,MIT的座右銘則是「Mens et Manus」(動腦也動手,手腦並用)。也許是因應西岸矽谷微軟、臉書、谷歌、蘋果..等「新經濟」時代,軟科技巨人族對東岸一二八公路沿線的硬科技族的挑戰。MlT這座「少林祖庭」,也在二十八年前成立了現已名聞遐邇的「媒體實驗室」,致力人-機介面、媒介藝術與科學的硏究。從此,在MlT所謂的異花授粉跨界硏究,所跨之界不再只侷限於理、工、醫、農諸學院間,甚至也跨界內容、訊息、媒體、出版、藝術、教育、城鄉營造、社會設計...等諸多酷領域。

 

創新是異質性元素令人驚艷的結合。就像高佳索血統與亞洲血統的混血,屢屢出現風姿氣品,璀璨萬千的美麗。幅跨領域血統雖更廣潤,但交配混血的過程中,古典紀律仍然嚴守。譬如說,媒體實驗室的大戒律是「業精於勤,更精於嬉。」(Serious Play,Hard Fun.)以及「不演示,就完蛋」(Demo or Die)。完全與MlT「舊約」中的「Mens et Manus」(動腦也動手,手腦並用)相呼應,落實一致MlT一以貫之的用手思考藝匠達人精神(craftsmanship)!做為雷達、人工智慧、電腦、慣性導引系統、電子閃光超高速攝影等先進創新科技的發明地,MIT可不只是強力要求她的子民「用腦思考」而已。MIT人常嘲笑說,有一天被工學院課業逼急了,「畢竟永遠都有商學院可以投靠」;他們也嘲弄理學院的科學家可以盡是發揮想像力就好,然而一流工程師的訓練卻總是要「做出」一個能照設計構想運行的系統,除了原創的科技想像力之外,還要具備能夠「用手思考」(Think with hand!)的「工藝達人」的能耐,這絕對是必備的核心專長。

 

手腦並用,實事求是,面對課題,劍及履及。思考如行動者,行動如思考者。不能夠展示的點子只能算是空想(Make knowledge alive!)。

 

MIT運用二七○號「設計入門概論」這樣的課程,以及包含其內的「大競賽」(也就是列有經費預算上限,全班同學比賽誰設計出來的機械最優良的競賽),來訓練學生的實作能力。這雖是一門大學部課程,卻是作者和許多MIT人自承「位於我和我的碩士學位之間最巨大、最恐怖的障礙」。工程師和設計師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工業界的激烈競爭之中,腦子中無時無刻不繚繞著如何用最經濟的成本設計/製造出最卓越的產品,那麼,除了直接以受限制的預算、實際做出自己設計的系統,還有什麼教育方法比這更能有效訓練出一個傑出的工程師呢?工程藍圖如舞譜二七○號課程之於機械系,正如化學系的「有機化學課」;有機化學的實驗課對於想念醫科的學生給予莫大的壓力,二七○則讓工程系學生體驗生產線上的壓力,逼他們不但學做發明家、研究者、生產線工人,還得學習成為成本會計師,和一個小小經濟學家,將時間與勞動力轉換成成本與創新產品。在時間、體力與預算的三重嚴厲壓力下,對二七○的學生而言,「這個設計已經變成我,我已變成這個設計。」到後來,經過嚴酷工程系統設計訓練的MIT人,當他們根據實驗數據畫出實驗的流程圖表時,就好像精熟其技藝的舞蹈家在設計舞步,或像音樂大師安排音樂總譜一般從心所欲而自在流暢!此外,一流研究大學的實驗室,還需要工程知識創意與巧手工藝兼備的另一種「A型團隊」成員。

 

創意工廠中有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經常忽視的盲點,就是「創意聖殿」的助理祭師長──像尼克‧緯妥魯(見本書七、十八、二十一章)這樣的實驗室工藝達人,而在台灣,我們會稱呼緯妥魯為「技工」。本書作者懷特在偉斯特教授的內燃機實驗室時,緯妥魯擔任技術員與研究助理,他教過機械加工的實習課,協助懷特執行論文實驗中繁複的內燃機操作,也能教導懷特有關金屬工藝的實作技能。他是世界上所有卓越傑出的實驗室都不可或缺的「常任士官長」。

 

「創意聖殿」中不可或缺的助理祭司長懷特要飛去休士頓第一次求職面試時,緯妥魯可以在臨上飛機前,就著黑板幫他惡補火星塞的結構設計與運作原理。一九九四年懷特念完碩士十年後,終於有機會與緯妥魯重聚。他們跑去波士頓南面海邊吃海鮮午餐,雖已間隔十年以上時光,懷特還是很感念緯妥魯教他許多做人做事的平實道理。課堂裡教授的講演代表了MIT的動腦訓練,而實驗室裡工藝達人操作演練的指導則是MIT「動手」聖訓的操練。能同時具備「用腦思考」及「用手思考」,「動腦也動手,手腦並用」的MIT人,才是造就這座「創意工廠」盛名偉業的最根本要因。也因為既能在工程設計上有所創新,又能在工藝實作面實踐創新的堅強實力,因此MIT有許多教授一腳踏在科學界,另一腳踏在工程界,左右兩手則分別伸到政府與產業的口袋裡,執行許多攸關國防系統與產業核心競爭力的「產學」、「產研」合作創新計畫。

 

二○○三年,MIT接受的總贊助研究經費高達九億九千四百三十五萬四千美元,研究發明成果四百五十二件,美國專利申請二百三十五件,專利授權金收入二千四百二十五萬美元,衍生的創設公司十五家(二○○○年更高達三十一家,為全美第一)。

 

MIT三號大樓的四樓則以「開放實驗室」型式出租給產業界,當作產業界在MIT這個「創意工廠」、「工程聖殿」的「原創產品育成中心」。教授群成為這些育成中心的當然顧問,原創理念在育成中心與教授研究室間來回流轉,「概念通量」特別高,MIT的教授便在其中收取每小時數千元的顧問費。

 

偉大科技心靈的人文涵養MIT的「創意工廠」幾乎是完美無缺的,那麼像懷特這樣的畢業生所說的「心靈的疤痕」(見第二十一章)又是怎麼回事?他心靈中的喃喃獨語:「我試著保留我的純真/……我竭力不要變得太自我中心/我很努力地嘗試/思考時要像個人。」又是怎麼回事?如果你翻開《大英百科全書》,查看「狄塞爾」這個條目,你就會知道,狄塞爾(Rudolph Diesel,1856-1913)這位德國的熱力學工程師,不只是在奧斯堡唸技術學校時,有次因看到有人展示公元前一千年中國人發明的「火棒」而有了創造內燃機的靈感,他同時也是極出色的藝術鑑賞家、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

 

我們暫且不談傑出的工程與科技界菁英,來看看美國生物醫學界當前最有影響力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一位是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現任史隆凱特靈癌症中心主任法姆斯(Harold E.Varmus),另一位是現任加州理工學院(這是唯一令作者心悅誠服、承認地位高過MIT的學府)校長巴爾提摩(David Baltimore)。法姆斯在大學時主修哲學與英國文學,而巴爾提摩大三以前在生物系,大四則轉到化學系,他所念的史瓦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提供了完全開放的學習空間,在那兒,巴爾提摩接觸到無可取代的人文經驗,因此終身愛好古典音樂、藝術、攝影、政治及現代文學。

 

另外,愛因斯坦愛好小提琴,費曼則是森巴鼓好手,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例子。而為什麼不少MIT出身的人會說「有些時候我覺得,MIT好像是一條我要殺死的噴火巨龍」呢?Soft is hard.  看不見的才是強悍的MIT過分機械式的世界觀而衍生出來的無力感,那種邏輯和理性最是神聖,至於精神、靈魂以及人文層面全被視為無關緊要甚至不存在的無力感,會不會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腱」?女同學坐在車內,接了排氣管的廢氣伸進車廂內,她自殺了,可是她的MIT同學聽到這消息,還坐在那兒計算:如果車子維持空轉,每分鐘八百轉,排氣量兩公升,每分鐘會有四百公升廢氣灌進車裡,得寫出適切的微分方程才能求出車內一氧化碳濃度……假定車裡那人肺活量兩公升,每分鐘呼吸二十次……也是出身MIT的明茲柏格(Henry Mintzberg),加拿大皇家研究院唯一的管理領域院士,他的博士學位便是畢業於MIT的史隆商學院,也就是本書作者等工學院的人常嘲弄的「(萬一在工學院走投無路時,)畢竟永遠都有商學院可以投靠」的那個史隆商學院。

 

明茲柏格毫不留情地批判「過度重視分析」的後果。例如他嚴厲批評越戰時期甘迺迪政府的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於越戰決策時導入大量的系統分析方法(例如「設計計畫預算制度」[PPBS]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卻忽略了許多軟性資訊。是不是系統本身根本就無力(或無心)處理這些軟性資訊呢?死亡人數統計的另一面,呈現的是農民臉上怨恨但堅毅的神情;用電腦計算出多少炸彈與燒夷彈才能鏟平整座窩藏著越共的叢林,但它的另一面呈現的卻是敵人鋼鐵般的意志力。若干年前,筆者參訪越南河內的「胡志明紀念館」,特地抽空去「瞻仰」這位以人文打敗科技、以「低科技」打敗「高科技」、以在地農業技術打敗老美尖端精密科技武器「系統」的奇男子。紀念館裡展示著一九五一年胡志明的講話內容,翻譯成英文是:Rice Fields Are Battle Fields,稻米田即是戰場,Hoes And Ploughs Are Weapons,鋤與犁即是武器,Farmers Are Fighters,農人即是士兵,The Rear Emulates The Front.後衛部隊可與前鋒部隊匹敵。Everybody Emulates,每一個人都積極求勝,Every Branch Emulates,每一個小隊都積極求勝,We Shall Certainly Win,我們定將勝利,The Enemy Will Definitely Loss.敵人定將慘敗。

 

機械式思考的限制在哪裡?筆者到胡志明市(以前稱西貢)南邊附近的古芝地道(越戰當時越共的地下戰鬥總部,為總長達兩百公里的驚人構造),看到一些當時美國大兵以打火機燒蝕留下的一些文字,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如下:We Are The Unwilling,我們是不情願的,Led By The Unqualified,領導者不能勝任,Doing The Unnecessary,做一些不必要的事,For The Ungrateful.只為一些不知感激的人。

 

在一片「高科技霸權」傲慢氛圍瀰漫、在「物質文明」豐饒環境中長大的人,對於「軟性」精神力量的巨大能量到底會有多巨大,一定感到陌生吧!而如果,MIT這所卓越傑出的工程學府所端出來的任何菜色你都能吞下去,恭喜你,你已經變成這地方的產品了(無論是MIT一次方,二次方或三次方):更快速靈敏、更聰明,但也可能更傲慢、更沒耐性、更直接、更不近人情……你會學到,只不過用三或四個帥酷的微分方程式,就可以操控統馭一大堆的物理現象;當你聆聽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田園」時,心裡想的是馬達給音響唱盤的旋轉慣性提供了轉矩和角加速度;騎腳踏車踏青散心時,想的卻是「透過膝蓋動作,我給腳踏車輸入一個正弦函數,跟活塞可謂異曲同工:我的小腿相等於兩條連桿,接到一個雙汽缸引擎的軸心上。我身體裡儲存了許多能量,將輸入轉化為輸出,每小時十五英里……」(第二十章);你也學會檢視一個人的方法就像撿起一顆螺絲釘那樣,從各個角度檢視他,找出他的缺點來,就像聰明得驚人的MIT教授,在研究所國度裡,把你撿起來檢視一樣。

 

如果一個人夠好,你會將他跟其他高價螺絲釘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要是他不符規格,就把它丟到廢鐵堆中(典型的MIT作風)。無論哪一種情況,你都已不假思索,出乎本能地(這點要感謝MIT嚴謹甚至嚴厲的訓練)把他當成一個「工程系統」而非一個「人」來看待。

 

科技與人文的均衡涵養,是知識創新的張本狄塞爾、法姆斯、巴爾提摩的例子教導我們,科技與人文的均衡涵養,會是真正的卓越傑出科技創新的張本。本書作者懷特在MIT這家生產創意和概念的創意工廠之旅,學習到嚴格精密的態度,以及「學習如何思考」。在那裡,他有幸能與許多偉大人物同行,「我覺得自己身在一群偉人當中,正要延續一項傳統,接收一項文化遺產。」(第七章)而且MIT也的確使他變得比較聰明,這些都是正面的效益。但懷特也一再提醒我們:機械式思考的限制在哪裡?會不會引發孤離、寂寞、精疲力竭和不完滿的人生?能不能將一些空間留給人文思考、心靈和精神面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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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寫於2005年,2013年3月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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