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芳-政大科管所-創新異類部落格

從「品人錄」看「組織改造」

　　我是從組織與管理的角度來理解「品人錄」。

　　中華帝國這麼龐大複雜的組織，張居正當國時，大明王朝共有一千一百多個縣，各級文官兩萬多人，就只算在京的也有兩千官員。這樣龐大的郡縣科層組織，如何能有效管理？

　　像海瑞這樣的清官與硬漢，企圖以精明能幹來澄清吏治，提昇帝國組織的治理效能。但海瑞和張居正的失敗，都在於他們試圖讓整個帝國納入自己設計的政治規範中。他們沒想到的是，這種作風和作法，卻既與帝國的根本國策相違，又為當時官場的傳統習氣所不容。

　　大明帝國從洪武皇帝開國之日起，帝國的組織目標優先項目就從來不是如何使國家強盛、人民富裕。帝國所有政治經濟制度的著眼點和出發點，都是王朝的穩定和改權的鞏固，尤其首要目標是要保證皇權的地位不被動搖，大權不致旁落。因此，帝國生產力就必須維持小農經濟的低水平。相對應的，政府組織的管理也應該簡單、粗放，太過精密敏利的行政效率與控制稽核體系反而是不適配的，會使基層驚惶而使幹部組織動盪不安。

　　海瑞整頓吏治的作為，正是現代管理理論所稱的「組織變革」。但是當時帝國的生命靠中央集權和官僚主義來維繫。要維繫中央集權，就要維護官僚主義；而要維護官僚主義，就得維持現狀，保護文官集團。帝國的政治目標原本不高，只要百姓不飢不寒，官員不吵不鬧，就是天下太平。像海瑞那麼強的能力、那麼高的效率，要雷厲風行政治、要公平認真考績，只會給文官集團帶來恐懼和不安。

　　在帝國那樣的制度條件與文化條件下，即使像海瑞這樣的硬漢與能吏，也是失敗了。海瑞的失敗問題不在他自己，而是他生錯了時代，錯估了時代的條件。

　　如果海瑞身處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或是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像他這樣的幹才，成功的機會是很大的。

　　雍正的「組織變革」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康熙末年的的國庫儲銀不過八百萬兩，經過雍正僅僅五年的勵精圖治，儲銀一下跳增至五千萬兩。更重要的是，整個帝國的社會風氣改變了，號稱「雍正一朝無官不清」。

　　雍正的成就當然在於他精明勤政，殫精竭慮，十三年幹了別個皇帝三十年都幹不完的事。每天嘔心瀝血，勤批奏章，僅朱批每天就平均要寫七、八千字。中華帝國歷史上，大概沒有第二個皇帝如此勤奮治國。

　　但是更重要的，是雍正突破中國長久以來，仰賴德治與禮治的政治形式。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統治作法，基本上通過意識型態（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倫理道德治國（隋唐建立科舉制度）。雍正則把他父祖順治、康熙年間始用，但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的「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雍正一朝，有密奏權的文官大大超過康熙時代（大約十倍）。雍正成為帝國統治情報網的輻輳中心，全國重要經濟、政治、軍事、財政、吏治、公共建設等重要情報都向他匯報。他可以「兼聽」、「分析」、「判斷」並作成貼近事實的有效決策，大大提昇組織統治的效能。

　　對重大議題，京官、地方官與各種利益代表都可以對他各抒己見，意見具申時不用考慮各種面子顧慮、苦衷，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比起召開御前會議，公開進行討論，更能就事論事，照見事情真相。

　　雍正的這種「密折制度」，完全符合管理學中「知識權、管理權、財產權三權相合者強，相離者弱，相背者亡。」的三權理論。

　　對於處事用人，雍正也極欣賞其大臣鄂爾泰的一句話：

　　「事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

　　任事會抓重點，用人則懂得用其長處（staffing from strength），說雍正是一精明能君的確是公平的評價。

　　「品人錄」不只月旦人物，更能從其中體會許多組織治理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