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到「城富論」（The Wealth of Cities）
李仁芳
「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等論述，對於我們打造「創意經濟」的努力，並不能帶來任何啟示。
「全球化」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樣貌：
第一種，也是最常出現在媒體討論的，就是日常經濟活動，或相對單純的製造與服務工作，經由「生產條件比較利益原則」的支配，已經常常跨越地理限制，在全球各地移動。北美洲的電話客服工作外包到印度、菲律賓，甚或最近鴻海集團從華南深圳／龍華廠區大舉往武漢、山西遷移的大場景都是其例。
第二種「全球化」則與較深度的經濟活動有關，是較不易被察覺的全球化趨勢。包括創新、設計、金融與生技醫學等「軟經濟」與「創意經濟」活動，反而群聚在地球上相對少數的特定地方——理查‧佛羅里達所稱的尖峰世界（The Spiky World）。
創新的底力需要美麗的風土條件與開放的人文區位。創新所帶來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不輕易被產業紅海的競爭大浪所沖刷侵蝕，靠的是創意人才的深層技藝以及彼等所喜愛的地區／場所專質性（Geoideosyncracy）空間。
在這個全球化理論當道的時代，住在哪裡並不重要的說法，對「創意階層」（The Creative Class）並不是真相。對他們而言，生活與工作的位置（Location）還是很重要。
生活愈是流動，地方愈是重要。對創意階層而言，世界不是平的，是尖峰林立的。
創意產業的空間經濟學
這些尖峰當然就是東京、紐約、洛杉磯、倫敦、巴黎…等創意城市。人才、創新與創意等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子，並非平均分佈在全球經濟環境裡，而是集中在這些特定地區。
喬治梅森大學的史考特‧傑克森（Scott Jackson）曾追蹤1970到2004年間美國音樂家與音樂團體的居住軌跡，詳細紀錄了北美三十一個大都會內的音樂家資料。他發現全美音樂家分佈在三十一個大都會區的集中度，1970年是百分之五十二，到2004年已升至百分之六十三。其中，納許維爾堪稱一枝獨秀。三十四年前，它不過是鄉村音樂的—小型中心城市，到了2004年，它境內音樂家人數已僅次於紐約與洛杉磯，並發展鄉村音樂、以及流行搖滾各種音樂類型，而躍登北美音樂大城地位，且其音樂界的位置商數（Location Quotients，LQ）已執全美牛耳，為全國平均值的四倍。
2008年底在北京，2009元旦在台北，緊連著兩場台北市與北京市兩岸文創領域產、官、學朋友的歡聚中，不管是台北人或北京人，酒酣耳熱之餘，各自選唱的卡拉OK歌曲可清一色都是純台灣產製的流行歌謠。中國七成以上的流行歌曲市場均是台灣創作的歌曲—台北是實質上的華人流行音樂中心，殆無疑義。
在創意經濟時代，真正的經濟產值成長有賴創新人才的群聚與集中，因為他們兼具創造能力與生產力。台北城從民歌時代開始，四十年來密集聚居了眾多作詞、作曲、演唱、MV製作、舞群，燈光以及舞台製作管理…等幕前幕後人才，成為台北市的Soft Infrastructure一環。流行音樂新點子因此源源不絕，創作生產力也就跟著不斷提升。
佛 羅里達 教授的論述很清晰：「場所精神」是很重要的（Place Matters!），事關你的所得、財富與人生幸福感的關鍵因子均與特定空間有關（site-specific or site-idiosyncratic）；所以你要慎選你居住之地。雖然居住地的選擇的確是你一生中花費最昂貴的門票之一，但是你應該要問「值不值得？」，不必問「昂不昂貴？」
創意空間‧美的溢價
對華人來說，這是古已有之的明訓，亞聖的母親不是為了兒子的教養與未來，而「孟母三遷」嗎？佛羅里達的創意階層地理分析研究不過再次提醒我們：
「事實相當清楚，鐵證如山：居住地點對我們每個人而言，可能是限制，也可以是輔助。是好是壞，『居所』勢將影響一個人一輩子。」
但是佛 羅里達 教授也有超越孟母之處，在於他提出「創意城市」的「美的溢價」（Beauty Premium）論與「藝術紅利」論。
他判斷創意城市的著名「波西米亞—同性戀指數」論述，基本上認為這兩種族群因著本身對生活美學與優雅空間的挑剔品味，他們對一個區域的進駐遲來帶來該區域城市空間美學的提昇，並因而帶來該地區房地產「美學與舒適度的溢價」。
理查有關城市空間的「創意地理學」與「幸福地理學」是相互鑲嵌緊扣在一起的。正如同契克森米哈里所言，沈浸到創意工作中的心流（Flow）深處，「創意心靈」密集地感受自由酣暢與心無旁騖的專注快感。這種狀態的美好正在於——我們能獲得幸福快感（「做喜歡的事」），也能有所產出（「讓喜歡的事有價值」）。
最有創造力的「創意心靈」，容易在密集的互動與密集的專注之中激發深度潛能，而也因為身處心流飛暢的狀態，「創意心靈」極容易進入極大的歡愉與喜悅。哈佛的泰瑞莎‧雅邁保也發現：「正向心靈能促進創意思考，刺激工作上的創新。反之，創新也能帶來正向心情。」
創意城市就是幸福城市
而經常做喜歡的事（歡愉／幸福），並讓喜歡的事產生價值（創新／創意）的「創意心靈」，所選擇居住的創意城市（燦爛的幸福之地）在地球上並不均勻分佈。創新是需要特殊的底力與風土條件的，那是什麼呢？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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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城市／幸福城市的In與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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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
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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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態條件的比較利益 |
生產條件的比較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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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經濟 |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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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於勤更精於嬉 |
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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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喜歡的事 |
做應該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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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有價值（Value Up） |
做得有效率（Cost 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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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樂趣 |
模仿的樂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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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的精神 |
代工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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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的技術 |
製造的技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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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造） |
（台灣製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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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anager |
Project Man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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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官僚治理 Technocracy |
就如理查一再論述的創意地理學第一原理：創意與創造力並不均勻隨機分佈於地球上所有地方。創意的發生，「場所精神」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當年的科技創新聖殿：貝爾實驗室（Bell Lab），或是當今3D動畫創新的領袖皮克斯（Pixar），以及理查學生伊莉莎白‧ 裘芮的 博士論文《安迪沃荷經濟學》所發現的：紐約為何成為一世紀以上的文化風格與文創產業原創城市；這三個「創意經濟」的案例，都浮現了一條共同的規律——
創新的起源常在社交場合，而特定「地點」作為創意交換的節點，對於創新的孵育與完成極為重要。
創意地理學的「場所精神」
「城富論」與創意經濟的開展
如果「圈子」（scenes）是提供文化生產的據點，而創意心靈的社交互動是文化經濟生產的第一關鍵；如果社交活動建構了經濟行為，而社交生活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創意經濟生產系統——那麼我們必須暸解：是創意生活推動了一個創意城市，而創意城市又驅動著我們的創意經濟。創意經濟如果不是鑲嵌於一個風格社會，而風格社會如果不是由創意心靈們的創意生活點滴經緯編織而成，像紐約市這樣璀璨百年的創意經濟奇景（spectacles），又怎麼可能發生？又如何可以持續？
我們的城市經營者們，與國家經濟規劃師們，也許可以從這本書得到一些經營台灣「創意經濟」的啟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