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仲春,與徐先生、余小姐在蘇州百花洲的茶館,一邊喝茶一邊聽吳儂軟語的蘇州評彈。主人是當時的蘇州市長,帥氣爽朗,茶席上言語逸趣、和樂融融,氣氛很好。
我有個問題放在心裡很久,當晚春明景和,氣氛輕鬆,我忍不住提出來問徐先生:「當年你們那麼熱切地為政府畫策,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發展戰略---製造、金融、轉運、媒體…堂堂六大中心:為什麼就沒提要發展台灣成為『亞太優質生活中心』?」
台灣現在追求創新與創意。但不太多人真正瞭解,習於「製造經濟」操作的人,思維、工作方法與生活文化,與運作「創意經濟」的人是有很大的差別。
其中我們最不瞭解的,可能是「創意經濟」與「生活美學」的有機連結。
「創意經濟」工作者與「製造經濟」工作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對生活與工作的平衡極為在意,對生活方式的核心要求是「渴求生活體驗」,要充分體驗生活—色調鮮明、高品質而多元經驗的生活。
德國詩人席勒曾說過:
「……有時候必須要作一個活在當下、遊戲人間的人類,真正的人類。」
對一直追求效率、效果「Business Model」卻較缺乏心靈深戲、創意生活「Life Model」的台灣人民而言,佛羅里達教授再三致意的「Dandy」與「Creativity」,「生活風格」與「科技創新」間的密切關連性,一定令許多人大吃一驚。
二000年春,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一篇論述「酷地理」(The Geography of Cool)如何與「創意地理」(The Geography of Creativity)分佈相重疊的文章呼應了佛羅里達的觀點。
科技創新就像其他領域(如美學)的創新一樣,常常是:
 跨領域異質性元素令人驚豔的結合;
 初始是發生於立足領域邊陲的異類或匪類(Deviants),因為優質的創意基因所帶來茂盛的生命力,促使他們挺過來自主流領域中央權威的壓抑,寸寸向領域的「中原」邁進;
 異類/匪類們通常只聽聞自己內心中的鼓聲前進。
從事創新的異類/匪類們,雖然是把船開向尚無海圖指引的海域中,但心中
對創新的熱情與對未來的好奇心卻遠遠勝過對未知黑黯海域的恐懼,而繼續往前探索,一無所懼。
這樣的「創新匪類」(Creative Deviants)群聚之地,不只「創新指數」(該地區每萬人擁有專利數)高,創新孕育過程中自然展現高柔軟度/高包容力的社區氛圍,對社區中異質性元素能衷心展現擁抱的熱情----佛羅里達所用的社區「同性戀指數」,只是該社區柔軟度的一個衡量表徵。
「波西米亞指數」與創意經濟的攸關性又怎麼解釋?
這就牽涉到人群的兩大動機,也牽涉到「製造代工經濟」與「創意經濟」本質上的不同:
無論是大精神結構也好,是小日子文化也好,無論在人生上或事業上都一樣,驅動我們前進的兩種最重要的不同動機,一是恐懼,一是愛。
像製造經濟的背景是恐懼,匱乏的恐懼,一日不覓食就得忍飢挨餓一日的「瘦鵝」的恐懼,不追根究底就不能合理化的恐懼,以及「沙必得用力擰才擰得水來的恐懼」,「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唯恐因嬉遊而荒廢事業、荒蕪人生的恐懼。這些恐懼趨動台灣過去四十年,在全球商品供應鍊中,拼死命追求擴張「規模經濟」所帶來的低成本領導地位(The Cost Leadership)。
而創意經濟的背景底色則是愛---因為熱愛生活,而急切想與人對話的熱情—「因為有愛,所以急切」;睥睨主流,只聽聞自己內心鼓聲前進,專注所愛,義無反顧的熱情;能在工作志業中動員自己生命能量與對工作的熱愛;愛工作,更愛生活;愛效率,更愛溫暖;愛正義,更愛慈悲;因為心靈的奢華,對生活與生命有豐饒的富足感;深信「業精於勤,更精於嬉」,瞭解豐饒生活體驗會是一切創新之源,閒暇與悠閒的slow life才是文明與創新的基礎。
一邊談佛羅里達,一邊檢視「創意台灣」的未來----
 講波西米亞,台灣真是夠Dandy了;
 講柔軟度,台灣對異質性元素夠包容嗎?
宋代創意文化與產業富庶的王朝優雅遺韻,今天我們還可在外雙溪故宮博物
院中不時瞥見。這樣的一個精彩的時代,跟當時秀異菁英份子間廣泛具備「自由濶達」的審美性人格是有關係的。
像蘇東坡,包括儒家、佛家與道家的生命觀照都融匯在他身上。他可以在上朝的時候,跟王安石宰相就所謂的新黨、舊黨有非常固執的爭執;下朝的時候兩個人卻可以一起下棋。
王安石死時,司馬光也連夜召見蘇東坡,商議要寫紀念王安石的文章,肯定王安石的貢獻,以消減有心人落井下石,打擊王安石。
也許我們要以更「自由濶達」的胸懷,珍視台灣,面對世界。台灣才有機會進入創意工作坊與愉悅生活坊的境界。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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